2010年4月，黄雪涛创立了深圳衡平机构并担任精神卫生项目负责人。当年10月10日，国际精神病日，“精神病与社会观察”与深圳衡平机构两个民间公益组织联合发布了四万余字的《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黄雪涛是主笔。报告指出，精神病收治方面有八大缺陷，最终变成了“该收治不收治、不该收治被收治”。

　　黄雪涛的父亲和姐姐都是医生，她说自己特别能理解医生的那种心理，“医生就是觉得，我都是为你好，有病就应该看，健康第一，小病要早治，牺牲一点自由也是可以的。但是他们没有想过，这个决定权一定是要在患者手里的，我有病，不代表我一定要去治啊。”

　　从“强制医疗”到“非自愿”再到“自愿”

　　2012年4月22日，在成都的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CPA）上，刘协和、谢斌、唐宏宇等人参加了一场关于精神卫生立法的讨论。27年过去了，《精神卫生法》还没有通过，现场的主持打趣说：“在去年，还很乐观，以为年底就可以出来，可是现在看来，在我有生之年都未必看得到它（《精神卫生法》）的出台！”

　　法学界与医学界的巨大分歧一度被认为不可调和，而从2009年网上流出《精神卫生法》（草案）的征求意见稿，到2011年6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开《精神卫生法》征求意见稿，再到2011年10月第一次审议，2012年8月第二次审议、10月第三次审议，每一个版本对于“非自愿治疗”的更改都格外牵动人心。

　　2009年的版本还有“强制医疗”的字样，但到2011年就变为“非自愿住院治疗”，而进入审议，“非自愿”字样也消失了，这被认为是在淡化“非自愿住院治疗”引起的争议。

　　解志勇在2010年中参与到国务院法制办关于《精神卫生法》（草案）的意见讨论中，他当时受邀对草案提出书面修改意见，“我们争论的焦点是关于精神病诊断、收治和出院的过程中对人身自由的限制，以及对人是否患病的界定”。他认为，尽力避免强制收治问题非常重要，“比如‘自愿原则’目前是限于监护人和疑似精神病患者之间，就排除了一些无关部门或机关的恶意收治问题。”

　　2011年在征求意见稿中，曾经将有“扰乱公共秩序危险”作为“非自愿住院治疗”的条件之一，随即引发舆论争议，由于“扰乱公共秩序”包含罪名过多，被认为可能使精神病成为维稳工具，最终在审议稿中被删掉。

　　总是一个进步

　　最终审议通过的版本，在黄雪涛等人看来，还远谈不上完善。

　　黄雪涛指出，新法没能解决监护权过大，以及出现监护权争议该如何解决。此外，草案中规定患者及其监护人可以查阅、复制病历资料，但又规定“查阅、复印病历资料可能对患者治疗产生不利影响的除外”，由于“产生不利影响”用语模糊，很可能会对患者的权益造成影响。

　　解志勇认为，新法的某些部分仍旧不够明确，比如“自愿原则上也没有完全明确，自愿是怎么体现的？什么情况下由监护人替本人决定？这都是比较模糊的”，另外，“精神卫生法里没有明确指出精神卫生的治疗、康复和预防在财政资金上应该由谁来承担责任，我觉得这应该与政府对待公共卫生的态度一样，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承担预防和治疗。不然，精神病院永远缺乏动力，很容易产生‘不该收治的人被收治’这类问题”。

　　“精神病是社会公共问题，政府在其中不仅仅是管理义务，经济责任同样重要。”解志勇说。按照卫生部的流行病学统计，中国各类精神障碍患者高达1亿多人。其中，仅精神分裂症、分裂情感性精神障碍、偏执性精神病和躁郁症等重症精神障碍患者就有1600万人。

　　但无论是医学界还是法律界人士，他们都普遍认为，这部《精神卫生法》得以出台，并且确立“自愿住院原则”本身就已经是最大的进步。

　　唐宏宇表示：“之前临床上很多医生确实不清楚哪些情况需要住院，哪些情况是可以不住院的，不知道那个标准在哪里。所以很多情况医生靠个人的经验判断，医生提出建议，决定权在病人和家属身上。现在，法律明文规定什么样的情况才需要住院，今后医生也知道自己该怎么样做了，对规范精神卫生服务是非常有帮助的。”

　　黄雪涛给新出台的《精神卫生法》打了“70分”，并相信国家对精神病残障人士权利的保护，有诚意去改变。

　　不过，她坦言现实状况不甚理想。“法律所确立的各项原则，如能认真执行，对中国精神科医疗界来说，已经是一个有难度的转型要求。法律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是有这个法律，替代现存更落后的零散规则，总是一个进步。”黄雪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