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谈地方债怪相:地方欠债越多官员提拔越快

　　“地方债有可能引发债务危机”、“中国地方债比美国金融危机更危险”、“地方债风险一触即发将失控”……地方债问题已经引起广泛关注，众说纷纭。

　　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有多大？为何快速增长？债务风险是否可控？怎样构建地方政府新融资机制？本报记者围绕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调研，力求寻找客观而理性的答案。

　　钱不够花，地方政府借债发展

　　我国地方债资金大多用于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工程上，对地方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何会有地方债？地方债都花到哪了？

　　“根据目前我国法律法规，地方政府举债是受到严格限制的。”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说，《预算法》规定，地方各级政府预算按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除法律和国务院文件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既然法律规定如此严格，目前巨量地方政府性债务是如何形成的呢？

　　贾康解释，法律属于“明规则”，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有效制度供给不足”，“明规则”的执行效力大打折扣。多年来，各级地方政府以各种名义绕过《预算法》举借了大量债务。

　　一些地方政府之所以能绕过法律限制，“秘诀”之一是融资平台。尽管现行法律明确规定，地方政府不得在财政运行中开列赤字、不得发行地方债券、不得提供担保等，但一些地方仍通过成立各种名目的投资公司或建设公司等，搭建融资平台，向金融部门借款或向社会发行企业公司债或项目债。现有的法律规范其实无法对变相举债进行实质性的硬约束。

　　“地方政府之所以要发债，归根结底就是钱不够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赵锡军说，地方政府缺钱的原因有很多，比如，一些欠发达地区没有稳定的财政来源，要发展就得开支，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不能完全弥补资金缺口。

　　“资金不足，发展却不能滞后。”贾康说，基层政府面对多种考核目标，都必须“达标”，任何一项都可对政绩“一票否决”。经济快速发展，资金缺口越来越大，只有通过举债来解决。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孙学工认为，我国地方债跟欧美一些发达国家政府债务的最大区别是，我国的地方债资金大多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灾后重建、改善民生等方面的投资，而欧美国家的债务则更多地用于消费领域。

　　据审计署2011年的审计结果，截至2010年底，地方各级政府已支出的债务余额中，用于交通运输、市政等基础设施和能源建设5.95万亿元，占61.86%；用于土地收储1.02万亿元，占10.62%。

　　这些债务资金的投入，加快了地方公路、铁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及轨道交通、道路桥梁等市政项目建设，形成了大量优质资产，促进了各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有利于增强后劲。

　　地方债总额中约有40％为或有债务

　　新一轮审计摸底已开启，专家预计，地方债务仍在总体可控的安全区间

　　目前的规模有多大，是地方债问题的焦点之一。对此，很多学者和机构都做了推算：18万亿元、20万亿元，近日有外资投行甚至认为会超过24万亿元……这些数字的可信度有多高？

　　关于我国地方债规模，最权威的数据来源于审计署两次对地方债务的审计。

　　第一次是2011年3月至5月，审计署对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债务进行了全面审计。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10.7万亿元。

　　第二次是2012年11月至2013年2月，为摸清地方政府性债务增长变化情况，审计署对36个地方政府本级2011年以来政府性债务情况进行了审计。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这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余额3.85万亿元，比2010年增长12.94%。

　　贾康说，审计署2011年的审计，将地方债分成三大部分。一是地方政府明确直接负有还本付息责任的债务，占比60%多一点；二是地方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三是地方债务是形式上看不到跟地方政府有关联，但实际上债务出现还本付息问题会把地方政府牵连进去、存在连带责任的债务。

　　“事实上，第二、第三部分只能算地方政府或有债务，发生不发生、发生多少，都具有不确定性和可调控性。”贾康说。

　　今年8月初，审计署开启了新一轮全国范围内的城市地方债审计摸底，但目前还未形成最终审计结果。

　　“根据第一次审计的地方债务总额和第二次审计部分地区地方债务的增长速度，以及对部分地区的调研，我预计地方债务的总额仍在一个总体可控的安全区间。”贾康说。

　　地方债高增长，源于体制性原因

　　财权与事权不匹配、事权划分不清、唯GDP的政绩观、投资效率偏低等共同推高地方债

　　地方债早已有之，近年来之所以成为经济领域的热点问题，主要源于规模的快速增长。连年高增长，原因何在？

　　“表面上看，地方政府负债快速增长有许多理由。”贾康说，诸如为抵御金融危机冲击而兴办的投资项目和经济增长点建设，加快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兴建大型公益项目和改善市容市貌等。但透过现象看本质，地方政府负债快速增长有深刻的体制性原因。

　　首先不得不提的，是我国在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改革。“分税制改革的方向没问题，但由于种种因素，至今在省以下没有真正贯彻分税制，而是演变成为五花八门、复杂多样、一地一率、讨价还价色彩甚浓的分成制和包干制。”贾康说。长期以来，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事权划分不清晰，农业、交通、教育等诸多支出项目都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地方政府支出责任总体模糊，但在具体场合又往往在不断强化，超出其财政能力。

　　“往深里讲，除了被动举债的压力外，地方政府也有主动举债的动力。”赵锡军说。

　　一些地方政府存在“借债-开发-盈利-还债”的逻辑：通过举债增加对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可以明显改善投资环境，增加对外来资本的吸引力，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还可以使城市土地得到大幅度升值，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从而用于偿还债务。

　　在政绩考核压力下，投资可以对GDP增长有更加直接的拉动作用，让地方官员“面子上更好看”。甚至还催生了一个怪现象：欠债越多的地方，发展得越快，地方官员提拔得越快。

　　“尤其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地方政府面对经济增速放缓，更有了举债的压力和动力。”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王梅说，根据审计署公布的数据，在2010年底，地方政府债务10.7万亿元中，有5.24万亿元形成于2009年和2010年。

　　严格来说，如果运作得当，地方政府这种“先借债发展，再盈利还钱”的思路并没有太大问题。但现实中，不少地方恰恰在“还钱”环节出了问题。这就是地方政府负债快速增长的另一个深层次原因--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干了很多不该干的事，职能合理化与综合绩效考评却没有跟上。往往借钱很轻松，还钱很费劲。”贾康说，一些地方领导急于在任期内表现“政绩”，导致建设项目热衷于“短、平、快”，发展规划和项目立项缺乏科学严谨的论证。与体制改革不到位等密切相关的这些行为，导致投资效率明显偏低，同时还增加了债务风险。 

地方债大摸底：四级政府负债超过14万亿元

　　摸底、清偿、问责、析因、求治，多策并举，长短期兼顾，方能走出地方债务怪圈

　　地方政府举债大多投入市政建设、交通运输建设、教科文卫、保障性住房等领域，这些公益性项目一大共同特点是往往不产生现金流，也没有短期收益

　　中国各省、市、县、乡(镇)四级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究竟有多大，风险有多大？这一牵动人心的疑问，将在2013年10月下旬揭晓答案。《财经》记者获悉，国家审计署已将核定后的地方政府债务情况向国务院专门汇报。

　　自2013年8月1日开始，这场声势浩大的政府性债务审计工作，即在全国各地统一展开。经过两个月的努力，各地政府性债务审计报告在9月底陆续上报国家审计署。

　　《财经》记者获悉，全国各省、市、县、乡(镇)四级政府负债超过14万亿元，和上一轮审计相比，新增债务规模增幅较大。同时由于统计口径分歧，一些地方政府隐性担保债务或许不会被纳入。

　　在10月21日晚接受媒体采访时，国家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表示，要从三个方面来判断政府债务：一是债务用到哪些领域；二是看债务使用以后所形成的是优质资产还是不良资产；三是要看债务偿还能力，是不是每年能够还本付息。

　　“总体安全可控”，这是官方一直以来的表态。

　　审计长刘家义21日表示，“根据我们之前审计的情况来判断，我们是有能力解决这些债务的。”

　　不过业内人士预计，在审计署摸清底数之后，中央有望出台分类处理的解决方案。同时，个别地区大规模举债引发的区域性风险可能将被揭发出来。

　　债务大摸底

　　“这次审计的核心、关键、重点是摸清底数。摸清底数，就是要把中央、省、市、县、乡五级政府债务的底数摸清楚。”在2013年7月27日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培训班上，审计长刘家义如是说。

　　这是一次培训会，更是一场动员会。三天后，全国范围内的政府性债务审计工作启动。

　　内蒙古自治区一位基层政府官员透露，前来审计的上级审计部门工作人员在当地租下宾馆，当地的财政、发改委等相关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忙了几个星期。

　　对于主政一方的地方官员来说，这次审计令他们十分纠结。一方面他们预料这次审计之后，中央会出手解决地方政府部分债务，所以有多报债务总额的想法，但另一方面，又怕因为举债过多被问责。

　　“最后基本上是实话实说，对债务不隐瞒、也不虚报。”上述官员透露，2000年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债务只有170多亿元，2012年底增长到近3500亿元，增长速度非常快。

　　由于有了2011年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的经验，审计部门这次可谓驾轻就熟。不过在看到地方政府上报的数据时，审计署仍发现不少数据与审计人员所要求的口径对不上，很多账目需要修补和校正。

　　按照此次审计工作方案，地方债务可分为政府负有偿债责任、担保责任和救助责任三类，并与2011年审计情况进行同口径对比。

　　此次审计还包括三类债务口径范围之外通过新的举债主体和举债方式形成的地方政府性债务。

　　多位知情人士看来，新的举债主体、举债方式更为复杂、隐蔽，由此形成的债务是否纳入地方政府性债务范围也成为争论焦点。

　　根据审计署系统下发的审计通知解释，“新的举债主体”主要指的是国有独资或控股企业(不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自收自支事业单位等主体，通过举借、融资租赁、集资、回购(BT)、垫资施工、延期付款或拖欠等方式形成的、用于公益性项目，由非财政资金偿还，且地方政府及其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未提供担保的其他相关债务。

　　以回购为例，主要是指BT(建设—移交)模式的建设项目，由项目公司自行筹资建设，项目验收合格后移交给业主，业主向项目公司支付项目总投资加上合理回报进行回购。BT是政府实施基础设施建设常采用的一种新型融资模式，它解决了项目建设资金不足问题。

　　2012年审计署审计时，发现了多种隐蔽的融资模式在地方盛行。一些地方通过信托、BT和违规集资等方式变相融资现象突出。和传统的间接融资相比，BT融资成本较高，年利率最高达20%，且不在政府性债务统计范围之内，不易监管，存在风险隐患。

　　不可否认的是，这类通过新举债主体形成的债务有相当一部分，是为了投资建设公益性项目，例如交通运输、市政建设、文体广场、保障性住房等，新的举债主体虽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地方投融资平台，但是也起到了不可缺少的作用。

　　在财政部财科所金融研究室主任赵全厚看来，地方政府性债务具体是指什么，中央至今也没有拿出一个获得各部门认可的权威解释。不仅如此，连地方融资平台的概念也没有形成共识。

　　赵全厚在调研时发现，有一家地方国有钢铁公司，当地政府将它作为融资平台运作项目，这样偶尔为之的公司算不算融资平台公司，尚存争议。据悉，地方上很多国有企业都做过类似的事情，因而在债务性质上不好界定，更不便于债务管理。

　　在实际运行中，作为地方政府融资“壳”的地方融资平台也可以随时更换。如果有的平台公司进了银行的“黑名单”，政府能立即新建一家。在赵全厚的接触当中，某地级市拥有十几个平台公司，当地有一个口号是，“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

　　审计人员在此次审计过程中对地方政府出面担保所产生的债务，如果没有依据就不列入债务。因而，上述地方国有企业举债用于政府公共项目支出等的此类债务，并不计入地方债务口径。

　　统计口径大小对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影响巨大。知情人士透露，截至2013年6月末的地方债总额，不会达到部分机构预测的20万亿元之巨。

　　新债从何而来

　　按照现行《预算法》规定，地方政府实行预算收支平衡，不允许地方政府财政预算列支赤字，更无举债权。但是地方政府融资需求却又现实存在，因而，成立融资平台(2009年后尤为集中)，实现曲线举债，政府性债务由此形成并扩大。

　　目前地方债主要由以下几部分构成：一是银行贷款。银监会官员曾透露，截至2013年6月末，银行对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余额9.7万亿元；二是财政部代发的地方政府债券。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6月，财政部共发行地方政府债券8922亿元；三是发行城投债，预计余额1.4万亿元；四是信托资金，宏源证券固定收益部人士认为，这一资金总额有2.2万亿元之巨；此外还有其他创新型融资方式(如BT、BOT等)形成的债务。

　　在众多预测者中，渣打银行[微博]研究团队对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估值较高，预测可能达到21.9万亿元至24.4万亿元人民币，占GDP的38%至42%。瑞银证券研究团队预测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为16.5万亿元。财政部财科所研究员赵全厚估计，全国各省、市、县、乡(镇)四级政府负债将在14万亿－18万亿元之间。

　　如此庞大的新增债务从何而来？

　　北京大岳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金永祥参与了许多地方政府项目的运作，他告诉《财经》记者，在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出台后，2009年－2010年国内银行放贷非常凶猛。有些项目名字被写错了都能贷出款，当时的混乱程度可想而知。

　　金永祥看到，一些原本要推进市场化融资的项目，经济刺激计划宣布之后，市场融资便停了下来。各级领导“跑部钱进”，没有成本的资金流向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在各家银行竞相放贷的情况下，一个原本需要100亿元的地铁项目，很可能会拿到300亿元贷款资金。

　　这一轮狂飙突进，直接造成了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快速膨胀。两年后的审计结果显示，截至2010年底，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达到l0.7万亿元，其中2009年新增债务规模较大。

　　多位受访的业内人士认为，因隐形债务难以统计等原因，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实际规模要远远大于10.7万亿元。 

地方债审计结果有望11月面世偿还风险总体可控

　　昨日(10月15日)，有知情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关于地方债的审计工作目前已经完成，审计结论由国家审计署于本月20日左右向国务院汇报，地方债最终结果有望11月面世。

　　7月28日，审计署网站消息称，根据国务院要求，审计署将组织全国审计机关对政府性债务进行审计，全国性审计工作于8月1日全面展开，本轮地方债务审计首次覆盖到乡镇一级。

　　多位业内专家表示，目前国内外研究机构对中国政府的债务规模有不同的版本，各版本数据相差较大，这给政策制定带来诸多困扰。同时，多位权威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地方债仍处于可控范围，不存在系统性风险。

　　审计工作已结束

　　上述知情人士表示，目前地方债审计工作结束，但审计得到的海量信息需要继续加工与整理，此阶段需要时间。最终完成大致应该在本月20日左右，并由国家审计署向国务院领导汇报此次审计结论。

　　9月底各地就陆续传出审计工作进入收官阶段的消息。日前，《财经国家周刊》报道称，地方债最终结果有望11月份面世，该时间点也与上述知情人士所言较为契合。

　　此前，审计署已先后两次对地方政府性债务进行了审计。2011年一次，2012~2013年又对36个地方政府2011年以来的政府性债务变化情况进行了“抽查”。今年6月底，审计署公布了相关报告，披露的地方债务余额为3.85万亿元，比2010年底增长了12.94%。

　　时隔一个多月，审计署再次对地方债务展开摸底盘查。相关负责人称一切都为政府性债务审计让路，这引发了分析人士对此次审计是否能够摸清“家底”与地方债务规模的猜想。

　　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财苑）王雍君表示，此次审计较前两次更为全面，但是要达到彻底摸清“家底”还有难度，因为到目前为止对地方债还缺乏严格定义，不太可能做到彻底摸清，但会比以往统计更为完整。

　　另据记者了解，除具体债务数字外，地方债链条存不存在崩盘风险是本次审计的重中之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资产质量、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偿债风向变化也被纳入审计范围。

　　专家称地方债仍可控

　　目前国内外研究机构对中国政府的债务规模有不同的版本，诸多版本数据相差较大。华泰证券、招商证券[微博]和平安证券[微博]等提出了地方债务为15万亿元的结论。而野村证券在9月研报中称，“2012年中国地方融资平台债务总额为19万亿元，其中带息债务14.3万亿元。”

　　审计署副署长董大胜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表示，估计各级政府总债务规模为15万亿～18万亿元，但并未明确界定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

　　宏源证券固定收益部首席分析师范为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据他的团队测算，中国地方债务约为19.41万亿元，其中包含银行贷款，平台债、BT融资等，官方公布的数据应该没有这么多。

　　尽管此次审计的数据尚未发布，但多位专家对地方债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仍持乐观态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夏斌表示，中国地方债到底有多少，从整个中国政府的资产和经济状况来看，大多数风险能够控制，但不排除个别地方有些债务偿还问题。“关键看怎么处置，有正常现金流的能否发债、资产证券化，实在还不了的就卖。”

　　范为也认同这一观点，“地方政府偿债资金来源大致有六种途径，包含财政收入、政府基金性收入、国有资产收益等”。如果按照全口径计算政府负债率不到30%，当然地方政府不可能变卖大楼、学校还债。即便按照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来计算，负债率虽然超过100%，但不存在资不抵债的风险。

　　范为表示，目前虽然已经进入偿债高峰期，但肯定不会全部集中到期，利用展期，借新还旧等方式可以缓解风险。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目前地方政府债务60%~80%都是银行贷款，这是一种隐藏的金融风险。政府需要对长期债务采取了断性措施，将其折合为中央担保的地方债券，但这个过程中一定要在债务审核和债务程序等环节严格审核，中央不能为所有地方债务兜底。

地方债发不出来：市长、县长们可真要跪了

　　找钱，成为中国地方政府最为重要的关键词。在仅有的几条找钱之路上，手握钞票的金融机构们与地方官员展开了斗智斗勇的漫长故事。

　　“要是债发不出来，市长、县长们可真要跪了。”接连几个月，跑遍了湖南、内蒙古、江西，见了十多位市长、县长、区长之后，一家券商投行部的高级经理郭松（化名）不禁感慨道。

　　从2013年8月1日起，国家审计署开始了对地方债务第二次全面摸底，而且审计范围前所未有地扩大到包括乡镇在内的五级政府、四万多个审计单位。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甚至全世界，都在屏息等待这次摸底结果。

　　然而，资本市场已经提前亮起红灯，风向标就是地方政府用以融资的重要工具城投债—2013年7月，城投类企业债发行规模触及年内单月发行量最低点，仅发行351亿，而在年初，这个数字都突破千亿。

　　不仅是城投债，在地方政府的每条融资道路上，金融机构们都正在小心地“排雷”。

　　金融圈排雷

　　“你以为政府不会借高利贷？逼急了啥钱他们都敢要。”

　　2013年，郭松总是在出差，“虽然忙，却忙不出几单。”据他描述，大环境不好，一些平台公司出现了兑付问题，让城投债骤然紧张起来。最近的风声更紧了，公司甚至利用晚上的时间，加班加点地给一线员工加强风险控制培训。

　　希望摸清家底的不光是审计署，多家金融机构也私下对地方政府风险进行排查，例如平安证券就曾会同平安信托、平安证券的固定收益部、风控部门，集体把脉。

　　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已经有信托公司对政府基础设施类信托项目的规模进行额度控制，达到额度的地方不得新增项目，要等到空出额度才能继续做。

　　城投债和基建类信托项目是过去几年地方政府融资的重要渠道。

　　这种模式源于1991年。当时国务院进行第一轮政府融资体制改革，要求地方政府不再直接负责基础设施建设，而是将其公司化运作。地方融资平台，即城投公司，自此成为地方政府重要的借债主体。

　　政府用土地的未来收益作为担保，通过城投公司发债等方式募集资金支付征地补偿费、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将“生地”变成“熟地”后再出售，获得财政收入，然后通过财政补贴或返还等方式注入城投公司用于还债。

　　在这个链条中，城投公司的偿债资金主要来自地方财政，而地方政府的债务究竟有多少，城投公司成为外界观察的一个重要窗口。

　　“有的县级城市，经济体量不大，但资金需求饥渴，风险明摆着，大家要保持足够警惕，不能光顾着管理费高些，让银监局整天盯着。”一位信托公司的风控部老总如此总结。

　　郭松的工作任务因此增加了很多，每到一个地区，他都得想方设法和当地银行的人交上朋友，因为银行对当地的融资信息最了解。此外，他还要到处打探，当地是否在通过社会集资等方式融资，甚至短期拆借高利贷。“你以为政府不会借高利贷？逼急了啥钱他们都敢要。”他说。

　　承诺到期做的事情没有做到，履约和偿还条件没有坚持，都会马上引起市场警觉。

　　例如，九江市财政为城投债设立专项偿债基金账户，每年从市财政预算内收入中逐年提取，用于保障还本付息。2012年九江市没有将资金打入约定的监管账户，评级机构也因此下调了评级。

　　事实上，未来两年，尚未到城投债的偿付高峰，中诚信国际发布的数据显示，城投债到期偿付主要集中在2016至2020年。

　　离中央越近的地方越安全

　　平台公司的级别高低，是资本市场判断钱给谁的第一要素。但现实是，越是级别高的地方，找钱的方式越多，而越是“不安全”的地方，越需要钱。

　　“离中央越近的地方受中央救赎的可能性就越大。”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说。在我国现行财税制度下，省级政府享有对下级政府财政收支的裁量权，因此级别越高的政府，往往财政收支状况越好，能支配的财政资源、政治资源更多。

　　这便成为资本市场上判断钱给谁的第一要素。

　　也就是说，平台公司的级别高低，是金融圈里首要的考虑。省级（直辖市）大于副省级大于地区（地级市）大于区县级。在区县级里，百强县前五十名以及经济财政实力与这个标准差不多的区则会被优先考虑。

　　越是级别高的地方政府，找钱的方式越多，而且一旦出现风险也容易找到接盘的银行、资产管理公司等。

　　但另一个现实却是，越是不安全的地方政府，借债的越多—市级以下的政府性债务余额增速要高于市级以上地方政府，这是因为，级别越低的地方政府，对融资平台的依赖性更强。

　　一些信托公司已经将政信业务重点下移到百强县前70名左右，75名之后则一律不考虑。

　　根据国家审计署2011年6月发布的审计公告，2010年中国的广义政府债务率（中央政府债务+地方政府债务）为59.2%，低于国际通用临界点—90%。

　　但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魏加宁的计算，地方政府性债务占所有政府债务的比重水平却高于美国、法国、英国和日本等国家。地方政府最宽松计算（省、市、县债务+乡镇债务+养老保险隐性债务+公路债务）的债务余额占我国政府全部债务的一半以上，最保守的算法（省、市、县债务）也达45.11%。

　　宏源证券分析师邓海清长期跟踪地方政府债务数据，他统计，2012年，从资产负债率来看，天津、北京、陕西和四川的城投公司的整体债务风险最大，整体资产负债率均超过65%。

　　中融信托的一位信托项目经理说，“西部地区的风险要大得多。西部地区虽然有矿产资源，但都是央企控制，地方插不上手，收资源税不如卖地来得快。”

　　据一位信托经理透露，目前最受青睐的平台项目往往是那些国家级开发区，或者省级重点开发区。这些都是地方政府的宝贵资源，即使出现风险，地方政府一定会力保，因为这种信用损失会成为政府班子的责任，且远远高于违约风险。

　　碰都不能碰的地方

　　这样的“高危之地”，在金融机构的名单上越来越多。

　　一些地方，被金融机构们划为“碰都不能碰的高危地区”：目前市场上平台公司融资成本约在11%-12%，优质的地方融资平台可以到10.5%。如果平台的融资成本达到13.5%-14.5%，便会引起信托公司的警惕，收益越高意味着风险越大。例如天津、重庆以及一些融资规模较大的县市，都是让大家神经绷紧的地方。

　　以浙皖交界的安吉县为例，一位信托公司的风险部高级经理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平均融资成本已经达到14%。

　　据他们了解到的情况，安吉县从2012年开始，密集发行信托和有限合伙基金。目前，通过公开信息查到的存续信托和有限合伙融资规模就有28亿元，这还不包括银行贷款，以及没有公开的有限合伙基金和单一信托。这些融资会集中在2014年兑付，那年要偿还的债务本息至少超过32个亿（2012年安吉县财政收入仅为21亿）。

　　这样紧绷的状况，让大的信托公司纷纷撤出那里。

　　类似这样的“高危之地”，在金融机构的名单上越来越多。

　　2013年上半年，评级机构下调了重庆交通旅游投资集团（以下简称重庆交旅）、石家庄城投集团、新疆投资发展集团、内蒙古高新控股、广州建投公司的主体评级。

　　比如，评级机构发现，重庆交旅下属的二级公路已于2009年5月起取消收费，相关债务的还本付息由中央及当地财政拨款承担，并以公司储备土地的出让收益作为重要资金保障。然而，政府注入重庆交旅的储备土地绝大部分为不可利用的土地。

　一张图看明白地方债风险

　　本轮全方位的政府性债务审计，是新一届政府首次对政府性债务进行全面的审计。这不仅可以摸清各级政府的债务水平，防范债务风险，也是新一届政府对解决地方政府债务、投融资进行相关财税体制改革的基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