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犯罪高危地区通常具备如下特点：经济落后，人口众多，社会治安复杂，民情特殊。尤其最后一项，更是直接决定了各犯罪之乡的特色。

东三省作为传统重工业基地没落后，大批人南下寻求生计。在东北当地较少出现犯罪高危地区，而且东北人性格豪爽耿直，少机诈，暴力犯罪较多，偶有侵财类高危人群也是以持安全锤砸车玻璃拎包及盗窃沿街店铺为主。

河南及安徽阜阳、亳州等地的高危人群，以传统的诈骗为主，科技含量低，侵害对象多为文化程度不高的中老年农民。广东深圳等毗邻港澳的发达城市，主攻高科技犯罪，偏重于利用新兴的电信及网络平台实施诈骗盗窃，属于犯罪产业链的上游，并辐射带动了一大批周边省市的高危人群，而且其犯罪模式较少与受害人直接接触，人身危险性低。

江西湖南等地民风彪悍，犯罪目标较大，危险系数高。湖南桑植高危人群专门撬盗工矿企业保险柜，涉案金额极高，娄底双峰籍高危人群擅长PS裸照敲诈各地高官，江西上饶籍高危人群盗窃公墓骨灰盒勒索家属，目标往往选定中产以上阶层。江浙及福建以造假售假等扰乱市场秩序的犯罪为主。

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在这些犯罪高危地区，为贼为盗不仅没有道德负担，反而是乡民艳羡的对象。在贵州黄平，年轻姑娘青睐的是靠外出撬保险柜发财的男性，遵纪守法在家务农的往往被人瞧不起。

受制于人口、资源、地理位置和产业布局经济政策等诸多因素，中国的区际经济发展并不均衡，中西部地区要远远落后于东南沿海和北上广等经济群。城乡差距、地域差距使以犯罪来平衡被剥夺感甚至具备了某种“正当性”，高危地区及人群以这样极端的方式“融入”社会分工，强行对收入进行再分配，争夺生存资源。

来看一组数据：某年山东省济南市共立刑事案件73336起,其中外来人员作案43634起,占59.5%;抓获各类犯罪嫌疑人17196名,其中外来作案人员8258名,占48%。其中，抓获外省犯罪嫌疑人5818名(分别为东北籍1204名、安徽籍803名、河南籍731名、江苏籍679名、贵州籍653名、云南籍614名)。北京等地外来流动人口犯罪甚至占80%以上——某种程度上，犯罪在中国成了一种另类的先富带动后富方式。(滨海)中国犯罪之乡的地图

从概率上看，我们的读者最有可能碰到的犯罪方式是电信诈骗。如果您希望您的家人免遭电信诈骗，或可告诉他们这样的方式应对——如果遇到自称是银行、保险、经济警察打来的电话，可对那个略带南方口音的人说：“昂岑桑哼雷格”，也许她会念及同乡之谊或认为遇见同道，放您一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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