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3日，在谷歌就google.cn搜索业务转向决定公布之前，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克劳利在当天上午的记者会中提请记者注意“谷歌即将传递的强烈信号”，同时他也明确提醒媒体“这不代表美国国务院已经事先知道了信号的内容”。但披露，无论是2010年1月，还是2010年3月，整个事件的各个关键节点前后，谷歌公司都提前将自己的决定向美国国务院做了通报。诸多美国公司之中，有如此特殊习惯的互联网高科技公司，为数不多。

更加有趣的是，3月23日谷歌宣布声明之后，非常罕见地由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新闻发言人哈默出面发布了一则简短声明，在例行表达了对中国政府态度的遗憾之后，他提到“中美关系已经成熟到足以坦率面对彼此的分歧”，而中国外交部则同样出台了类似的声明，即“谷歌事件属于个案，不应与中美关系挂钩”，并明确提出了“避免将其政治化”的警告。

从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来看，面临国内政治压力需要在人权问题上争取个人、党派分数的政治投机需求，为具有特定政治诉求的团体持续开展活动谋求资金、政治支持，以及公司经营决策团队内部的理念分歧，是推动整个事件走向紧张、对峙乃至彻底摊牌边缘的消极力量。就目前来说，随着医改方案的初步过关，以及逐渐升温且影响更加广泛和深远的汇率-经贸问题逐渐占领媒体的视野，在下一阶段继续将谷歌事件政治化的重要驱动力正在逐渐衰减；就谷歌本身而言，归根结底作为一家需要实现股东预期和谋求经济回报的“公司”，暂时也似乎找到了兼顾利润，向人权活动组织交差且也没有对中国造成实质性损害的折中选择；整个事态的发展应该逐渐走到有可能逐渐平息的拐点。

对于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来看，谷歌事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它预示着在中美相互力量对比持续变动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时候，需要双方领导人能够理性、冷静地坦率处理分歧，这些分歧事关具体而重要的国家利益，既不可能单纯而理想化地否认他们的存在，也不可能凭借自身阶段性的相对力量优势强制推进，谋求“胜者通吃”，更不可能通过单方面的委曲求全与无原则妥协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