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亿人口的牵挂

编者按：

“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

旭日阳刚翻唱着《春天里》，令人仿佛看到新一代农民工群体在呐喊，沙哑中衬托着他们的苍凉感——融不进城市，回不去乡村。

这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但必将不会是未来的。

到2020年，要解决约1亿进城常住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约1亿人口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约1亿人口在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三个1亿人”既是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要求，也是农民工心中的“春天”向往；既是新型城镇化的着力点，也是推动农业现代化的支撑点。

走向春天的路，还得一步一步走。1亿进城农民工如何变身市民？1亿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居民如何走出“龙须沟”？1亿中西部新市民如何过上新生活？本报今起陆续推出焦点关注“三亿人口的牵挂”系列报道，与广大读者一起，同追问，共求解。

1亿人口是什么概念？如果是一个国家的人口，从数量上来看，它将是当今世界第12大国，约占辽阔的南美洲总人口的1/4，更是大洋洲人口的3倍。

1亿人口，同时还是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所决定的，到2020年我国将解决的落户城镇的农业转移人口数。

仅从这个数字就可以想见，这么大规模的人口落户，势必是一个复杂而艰辛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如何具体界定这1亿人，如何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尚有待中央及各地具体政策的出台。

但这一波正在进行中的大规模转化，在有关专家看来，如果推行顺利，将对我国经济、社会、文化乃至政治产生正面影响。而这1亿农业转移人口，无疑将成为我国城镇化过程中的生力军。

①让“有意愿、有能力”的农民工迁入城市

“你想落户城镇吗？”面对本报记者的这个问题，受访的数位在外打工的农村户籍人士表示出了不同的态度，有迫不及待者，也有表示观望者。

事实上，农业转移人口的意愿在此次解决落户城镇的过程中是重要因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何宇鹏对本报记者表示，这1亿人的界定，首先看是否有意愿，其次看是否符合落户条件。

据了解，在目前2亿多农业转移人口中，70%左右有在城镇落户的意愿。其中，在何宇鹏看来，新生代的“80后”、“90后”，以及举家迁移者的落户意愿更为强烈。

国 家卫计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3》也佐证了这一观点。数据显示，当前流动人口的主体为新生代流动人口，到2012年，流动人口平均年龄约为 28岁。报告认为，他们进入城市不仅为了挣钱生存，而且对未来发展有更多的新期待。而从迁移模式上看，家庭化迁移成为主体模式，这一特征在新生代流动人口 中更为突出。

落户条件同样重要。在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张占斌教授看来，“有意愿、有能力”是这1亿人的核心特点，而“能力”则是相对的，主要取决于其自身能力和其想落户的城市的门槛。

此前，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明确了各类城市的落户标准，即“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开放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多 位受访专家对本报记者表示，这个落户条件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下一步，县级市、地级市甚至部分省会城市都可能放开，欢迎农业转移人口进来”，张占斌告诉 记者，但进入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则会比较困难。何宇鹏则认为，中西部地区在条件上可能会较东部地区更为宽松，不同级别的城市之间也会存在差异。

事实上，此前各地已进行了相关探索。以广东省为例，2010年就出台了关于开展农民工积分制入户城镇工作的指导意见，将条件细化为学历、技能、参保情况等多项指标，积满60分即可落户。

“在中央统一的精神之下，下一步要看各地出台的细则，这些将是具体界定这1亿人的条件”，何宇鹏认为，“在稳定就业和稳定居住的前提之下，不同的城市可以有不同的附加条件，例如参加社保的年限等。”

②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关键

尽管统计表明，到2012年底，我国城镇化率已达52.57%，但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数据中心发布的调查报告却显示，从户籍来看，非农户籍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的27.6%。清华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李强认为，这表明我们目前的户籍管理改革大大滞后于人口事实上的城市化。

从 这一报告中不难看出，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速度，远落后于城镇化速度。此前，农民工因为一纸户籍而“留不了城，回不了乡”的困境屡屡见诸报端，在新生代农 民工中，这一现象尤为突出。清华大学“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课题组的研究发现，在新生代农民工中，44.0%的人完全没有务农经历，44.1%的人偶尔务 农，经常务农的比例只有11.9%。

尽管许多农民工将自己视为城里人，但城市户籍本身附带的公共服务，让许多进城务工者即使付出更多的金钱与时间，依然享受不到同等的市民待遇。

山 东安丘大胜镇村民孙伟，已从家乡到青岛工作了8年，现在年收入约20万元，在这座城市里已属于中上等水平。“原来没意识到，直到结婚生小孩后，才体会到户 口的重要性。”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直言，“现在孩子没法上公立学校，只能去更贵的私立幼儿园，而且办什么手续都要回老家，带来了很多困扰。”

在何宇鹏看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是解决这1亿人落户城镇的最大目的。而落户，则是使相关农业转移人口较快地享有市民待遇的有效途径。

当 然，这一过程的实现，并不是单靠出台政策就能解决的，还需要各方面系统配套的投入。农民工落户的成本几何？广东省总工会常务副主席陈宗文介绍说，据他们的 测算，每落户一名农民工，城市需要支付100万元的成本。公共交通、医院、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都需要相应增加。可以说，在解决户籍的同时，公共服务和社会 保障如果跟不上，这1亿人的市民待遇仍无从谈起。

而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多方合力。“中央的转移支付与市民化挂钩，可以实现对地方的正向激励。当地政府和农民工所在的企业也要出钱，再加上农民工自身的努力，这个问题才会圆满解决。”张占斌表示。

尽管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短期内需要付出一定成本，但张占斌认为，如果这一进程顺利，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将是一个巨大的推动。这1亿人产生的需求，将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此外，还必须打破城乡分割的思维定式。李周告诉记者，在将1亿人落户城镇的同时，需要克服3个体制弊端，一是农民工和市民工同工不同酬；二是农民和市民同城不同权；三是城乡建设用地同地不同价。